“破窗效应”的误读与正解

“破窗效应”的误读与正解

1969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区的那辆，他把车牌摘掉，把顶篷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津巴多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津巴多为什么做这个实验？他做这一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或者希望得出什么结论？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应该说，津巴多的实验只能说明社会上存在一种现象，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因为他实验的范围过于狭窄，仅有两辆汽车和两个社区，布朗克斯区的那辆汽车被人偷走和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汽车玻璃在被敲了个大洞后不见了，其中可能存在很多偶然性因素。这大概是津巴多没有据此得出结论的原因吧。

十多年后，一个名叫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的政治学家和一个名叫乔治·凯琳（George L. Kelling）的犯罪学家，以津巴多的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并于1982年3月在《大西洋月报》（《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题为《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的文章。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

有人将“破窗效应”解读为：环境对人的心理形成和行为表现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人会被环境影响，同时人也会影响环境。在不好的环境中，人们受到暗示，做出使得环境变得更差的行为；在好的环境中，人们都会想着维护好环境，环境会越来越好。“破窗”的出现，会使得人放弃自我约束、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也会变得盲从，不愿承担责任，喜欢投机取巧。

有人从“破窗效应”中得出了这样的启示：对于出现的不良现象，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它们传递着一种信息：你们也可以这么做，你们被“鼓励”这么做。这种信息被其他人接收到后，就会形成叠加效应，使得环境更加恶化。同时，也应该警惕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无伤大雅的小“过错”，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后果就是玻璃碎了，窗户也没了。最后还引用中国古人的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来勉励人们。

人们还列举了一些现象作为“破窗效应”的注脚：

如果一个地方有垃圾，那么人们就会不由自主的也在那个地方扔垃圾，结果是那个地方的垃圾越来越多。

如果一个人看到草坪上有踩踏的痕迹，虽然知道不应该进去，还会忍不住从草坪上走过去，甚至在草坪上玩耍。

如果一面干净的墙被涂鸦，涂鸦就会越来越多。

一群在路口等绿灯的行人看见一个人闯红灯，接着就会有人跟着闯红灯，甚至发展到一群人集体闯红灯。

……

还有人甚至用“破窗效应”来解释投资者投资股票或基金中的一种现象：当股票或基金出现亏损时，投资者想既然这只股票（基金）已经出现亏损了，那么不如放手一搏，于是继续加仓，结果造成亏损加剧，甚至清仓出局。

这些解读，包括威尔逊和凯琳的解释与运用，貌似合理，又因为包含一些积极因素而广为流传，其实，这些都是对“破窗效应”的误读。

在津巴多的实验中，汽车不是简单的实验道具，而是实验对象，其特点是变化的，变化的表现之一是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变化的表现之二是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汽车前后的状态不同。相反，两个社区的人（包括偷走汽车者）是不变的。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两辆不同状态的汽车放在两个不同的社区，结果是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完好无损的汽车安然无恙，而停放在布朗克斯区的那辆被摘掉车牌、打开顶篷的汽车被人偷走。这个阶段的实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同的物品放在不同的地方结果不同是很正常的现象。也许将完好无损的汽车停放在布朗克斯区，短时间内也不会被人偷走；而被摘掉车牌、打开顶篷的那辆汽车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也会被人偷走，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车受到破坏后很快就被人偷走足以证明这一点。

实验的第二阶段是将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车进行破坏，结果很快就被人偷走。这个阶段的实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汽车的不同状态会引发不同的结果”，即事物本身的形象和状态会得到人们相应的评价和处置。社会上最能表现人情的“以貌取人”才是“破窗效应”最好的注脚，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被敲出一个大洞的汽车用自己的形象告诉人们自己是一辆暂时无人看管的汽车，有偷窃想法的人根据其形象做出了偷走汽车的决定并偷走了汽车。这才是“破窗效应”的实质性内涵，即人们会根据事物（人）的形象和状态给予相应的评价和待遇，其社会意义是提醒人们要注意衣着、言行、修养品德，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

中国古籍《说苑·正谏》中有一个“白龙鱼服”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破窗效应”。

天帝养了一条非常漂亮的白龙。有一天，白龙落到一个深水池里，变成一条鱼，在水池里游来游去。一个名叫豫且的渔民走了过来，看见水池里的鱼，就用鱼叉刺了过去，刺中了白龙的眼睛。白龙飞升到天上去，向天帝哭诉，要求惩治豫且。天帝问道：“豫且刺你的时候，你是什么形象？在什么地方？”白龙回答说：“我变成了一条鱼，在一个水池里游玩。”天帝说：“鱼，本来就是打鱼人捕捉的对象。豫且用鱼叉刺你是一个打鱼人的正常行为，他有什么罪？”

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津巴多实验的“寓言版”。“白龙”相当于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那辆完好无损的汽车，“白龙变成的鱼”相当于停放在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玻璃被敲了个洞的汽车。“白龙”前后不同的形象为自己招来了不同的待遇：以龙的形象出现，人们就会敬而远之；以鱼的形象出现，打鱼的人就会用鱼叉去刺。汽车完好无损地停放在社区里，向人传达的信息是该辆汽车是处于有人管理的状态；汽车玻璃被敲出一个大洞，向人传达的信息是该辆汽车暂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况且敲出的大洞还为偷汽车提供了方便呢！

由此可见，威尔逊和凯琳的演绎是对“破窗效应”的误读，而人们为解释“破窗效应”列举的现象也与“破窗效应”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将“破窗效应”中导致问题严重的责任归咎于打破“窗子”的人，而忽略了“破窗”本身的责任。“破窗效应”的正解是人们会根据事物（人）的形象和状态给予相应的评价和待遇。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获得的评价和待遇，与其形象（包括学识、技能、德行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易·系辞上》中有这样一句话“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意思是说：不将贵重的物品收藏好，而将其暴露在外，会引来盗贼；女子打扮妖冶，是在勾引别人来调戏自己。“慢藏诲盗，冶容诲淫”这句古老的卦辞用来诠释“破窗效应”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