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邻居家找二妮玩，她午睡没穿内衣被我看到，我假装没看见

小时候去邻居家找二妮玩，她午睡没穿内衣被我看到了，我假装没看见，结果被她当场拆穿

这件事发生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夏天，一个闷热到让人喘不过气的七月。

在此之前，我的人生里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叫林远，家在北方一座三线小城的城中村，父亲在煤厂上班，母亲在街道办打扫卫生，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我每天的轨迹就是学校、家、二妮家，三点一线。二妮是我邻居，大名叫孙晓娟，比我小一岁，但我从来不叫她大名，她也从来不叫我大名，她叫我远远，我叫她二妮。

二妮家在村东头，三间红砖瓦房，院子比我家大，种着一棵枣树和两棵石榴树。她爸孙叔在工地上干活，常年在外面跑，她妈在村里的塑料厂上班，三班倒，有时候白天在家有时候晚上在家。二妮还有一个弟弟，叫小龙，那年才四岁，整天拖着两条鼻涕虫在巷子里跑来跑去。

那天下午特别热，蝉在树上叫得人脑仁疼。我写完暑假作业，跟我妈说了一声去二妮家玩，就趿拉着凉鞋出了门。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柏油路面上浮着一层热浪，空气里的水汽像被煮开了一样黏在身上。我走得很快，从我家到二妮家拐两个弯，不过三四分钟的脚程，走到的时候后背已经湿透了。

二妮家的院门没关，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枣树的影子落在地上，碎碎的，像被人剪碎的黑布。石榴树开了几朵红花，红得像要滴血。院子中间的水盆里泡着几件衣服，肥皂水的味道混着热风飘过来，有点呛。

我喊了一声二妮，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

我以为她出去了，正要转身走，忽然听到东边屋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像是翻了个身。东边屋是二妮的卧室，我知道，我去过无数次。我走过去，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大概两指宽。我正准备敲门，手指还没碰到门板，眼睛已经从那条缝里看了进去。

房间里光线很暗，窗帘拉了一半，午后的阳光从另一半没拉严实的窗户照进来，在床尾画出一道斜斜的光柱。床上躺着一个人，侧着身子，面朝墙，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T恤，下面是一条碎花短裤。她蜷着腿，一只胳膊枕在脑袋下面，头发散在枕头上，黑黑的一大片。

那件白T恤很薄，薄到隔着那条门缝我都能看到里面的轮廓。她没有穿内衣。十二岁的我已经朦朦胧胧知道一些男女之间的事情了，学校里男生和女生之间那种微妙的气氛，谁和谁好了，谁给谁写了纸条，这些事我虽然不参与，但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我的眼睛像被什么东西勾住了，移不开。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知道我不应该看，但我就是移不开。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好奇，不是欲望，十二岁的孩子还没有那些东西，那只是一种纯粹的、本能的、无法解释的吸引，像飞蛾看到了光，像铁屑遇到了磁铁。

就在我愣神的那几秒钟里，二妮忽然翻了个身。

她翻成了仰面朝天的姿势，那件白T恤被拉扯得更紧了，贴在身上，所有不该被看到的东西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呼吸均匀，完全没有醒过来的迹象。但我已经不敢再看了。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脸上的温度高到可以煎鸡蛋。

我猛地缩回了脑袋，后背撞在门框上，发出一声闷响。

房间里安静了一秒。

然后二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带着刚睡醒的那种沙哑和慵懒：“谁？”

我想跑。我真的很想跑。我的脚已经做好了起跑的姿势，身体也转了半个圈，只要再用力一蹬，我就能像一支箭一样射出院门，跑回自己家，钻进自己的房间，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这辈子都不提一个字。

但是我没有跑。

不是因为我不害怕，是因为我已经来不及了。二妮的脚步声已经从床上落到了地上，踢踢踏踏的，是那种穿拖鞋走路的声音。拖鞋是塑料的，踩在水泥地面上，啪嗒啪嗒，越来越近。

门被从里面拉开了。

二妮站在门口，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还带着枕头压出来的红印子，眼睛半睁半闭，整个人看起来又困又不耐烦。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旧T恤，领口洗得发白，下摆塞在碎花短裤里，露出一截细长的小腿。她的皮肤偏黑，是那种在太阳底下跑大的孩子的肤色，膝盖上有两块结了痂的伤疤，不知道什么时候摔的。

“林远？”她眯着眼睛看我的样子，好像还没完全清醒，“你啥时候来的？”

“刚到。”我说。我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半个调，我自己都听出来了。

“刚才是不是你撞了门？”

“不是我，是风。”我说，“你家的门没关好，风吹了一下。”

二妮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打了个哈欠，转身走回房间，一屁股坐回床上，拿起床头的电扇对着自己吹。那个电扇是那种老式的红色座扇，转起来嗡嗡响，摇头的时候会咔咔咔地响三声，然后继续摇头。她的T恤被风吹得贴在身上，她浑然不觉。

我站在门口，进退两难。

“你进来啊，”她拍了拍床沿，“站门口干嘛，又没人吃了你。”

我进去了。我在床沿上坐下来，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一，整个人绷得像一根拉紧的弦。我不敢看她，目光在房间里乱扫，扫过书桌上摊开的暑假作业，扫过墙上贴的还珠格格的海报，扫过窗台上摆的那一排指甲油瓶子，五颜六色的，她妈在塑料厂上班，这些东西不要钱似的往家拿。

“你作业写完了没有？”我问。这是个安全的话题。

“快了，还差三篇日记。”二妮说，“你呢？”

“写完了。”

“你妈逼你写的吧？”

“她自己写的。”我说。然后意识到这个笑话不好笑。

二妮看了我一眼，这次看得比刚才久。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眼珠是深棕色的，瞳仁里有我的倒影，小小的，模模糊糊的。她看了我大概两三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脏骤停的话。

“林远，你是不是看到了？”

我的手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我感觉到指甲掐进肉里的刺痛，但那刺痛没有让我的心跳慢下来。

“看到什么？”我反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

“你刚才，”二妮抬起手，用食指点了一下自己的胸口，那个位置刚好是T恤上印着一只米老鼠的地方，米老鼠的鼻子已经被洗得看不清了，“看到这个了，对不对？”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完全空白。

我想否认。我张嘴想说“没有”，那是最简单、最直接、最不会出错的回答。但是那个字卡在喉咙里，死活出不来。不是因为我不想说，是因为我知道她在看着我的眼睛。十二岁的孙晓娟，那个从来不叫我大名、天天在巷子里跟我疯跑疯玩、爬树翻墙掏鸟窝样样不输男孩子的二妮，正在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看着我。

那个表情不是生气，不是害羞，不是质问，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很笃定的、像是在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不用骗我”的表情。

“你脸红了。”她说。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烫的。

“夏天太热了。”我说。

“你耳朵也红了。”

“晒的。”

“你刚才在门口站了多久？”

我沉默了。

二妮从床上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她比我矮半个头，但因为她站着而我坐着，她看我的角度是从上往下的，那种姿势让她看起来比平时大了好几岁。

“林远，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什么？”

“你每次来我家，趁我睡觉的时候在门口站一会儿再走，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没有——”

“你有。”二妮的声音不大，但很认真，“上星期天下午，你也来了。我在床上躺着，没睡着，听到你进院子，喊了我一声，我没应。你就走到我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走了。你当我睡着了是不是？我听得见你的脚步声，你的脚步声跟别人的不一样，你走路左脚重右脚轻，跟踩棉花似的。”

她说完这句话，房间里安静了。电扇还在摇头，咔咔咔三声，然后继续嗡嗡嗡。窗外树上的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没有尽头。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闷闷的，像有人在胸口捶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什么都说不了。我的嘴张开了好几次，但每次都在发出声音之前就合上了。

二妮在我旁边坐下来。这一次她坐得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她胳膊上散发出来的热量。她身上有一股味道，不是香水的味道，是洗衣粉和阳光混在一起的味道，干净，温暖，像刚晒过的被子。

“其实我不生气。”她说。

我转过头看她。

她也在看我。她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不是眼泪，是电扇的光在瞳孔里反射出来的亮斑，一跳一跳的。

“你为什么来看我睡觉？”她问。

“我没——”

“你别骗我了，”她打断我，“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村里那些男生都在背后说我，说我长得黑，说我像男孩子，说我没个女生的样子。”二妮低下头，手指在床单上画圈，那个圈越画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从来不笑话我。你来找我玩，跟我上树摘石榴，跟我去河边摸鱼，我妈说你比我亲弟弟还亲。我就在想，你是不是……”

她没有说完。她的耳朵尖红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件事我花了很后来的很多年才真正想清楚，但在那一刻，它已经模模糊糊地浮上来了。二妮不是在质问我，她是在确认。她在确认我和别的男生不一样，她在确认自己不是一个不值得被喜欢的、又黑又野的假小子。

“是。”我说。

我说完这个字就后悔了。我后悔不是因为那不是真话，而是因为那个字说出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和二妮之间那层薄薄的、透明的、谁都没有戳破过的东西，被我一个字捅破了。

二妮没有说话。她低着头，盯着床单上那个被她画出来的点，手指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她抬起头来。

“那你刚才看到什么了？”她问。

我的脑子又空白了。

“我，”我咽了口唾沫，“我什么都没——”

“你骗人。”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大了一些，露出两颗小虎牙，虎牙有点歪，但歪得挺好看的，“你刚才肯定看到了。你看到了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脸烧得能点着一根火柴。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凉鞋。凉鞋是深蓝色的，左脚的那只鞋带断了一根，我妈用胶布缠了一下，缠得不好，胶布的边翘起来了，露出里面灰色的鞋带。

“我没看清楚。”我说。

“你说谎的时候眼睛会眨，”二妮说，“你刚才眨了好多下。”

我猛地抬起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二妮笑出了声。那个笑声很大，很亮，把院子里的蝉都吓了一跳，蝉鸣顿了一秒，然后又铺天盖地地响了起来。她笑得前仰后合，一只手撑着床沿，另一只手指着我，嘴巴张得老大，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林远你可笑死了！”她笑得喘不上气，“你把眼睛捂起来有什么用啊？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我把手放下来，瞪着她。她笑得根本停不下来，整个人在床上滚了一圈，头发蹭得乱七八糟，T恤卷上去一截，露出一小片肚皮，肚皮上有一道被蚊子咬的红印子。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但已经来不及了，她注意到了。

“你又在看！”她一把把T恤拉下来，脸上的笑容收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另一种表情，我说不上来，像是害羞，又像是得意。

“我没有。”我把脸转到一边，耳朵热得像要烧起来。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然后二妮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忽然变得很小声，小到我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

“你别跟别人说。”

“嗯。”我说。

“谁都不行，你爸妈也不行。”

“嗯。”

“你发誓。”

“我发誓。”

“拉钩。”

她伸出小拇指。她的手指很细，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巴印，是大拇指那么大的一块，嵌在指甲和指肉之间，像一枚小小的印章。我伸出小拇指，跟她勾在一起。她的手指凉凉的，不热，不像是在这种大热天睡过午觉的手。

拉完钩之后，她抽回手，从床上站起来，走到衣柜前面，打开柜门，从里面翻出一件衣服，然后把我推出了房间。

“你到院子里等着，我换件衣服。”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枣树的影子落在我身上，碎碎的，像被人剪碎的黑布。蝉还在叫，石榴花还在红，水盆里的衣服还泡着，肥皂泡在水的表面挤在一起，一个破了另一个又冒出来。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拇指，刚才跟二妮拉过钩的那根。那根手指上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凉凉的，但凉意很快就散掉了，被这个七月的烈日蒸发了。

不多久，二妮换了衣服出来了。她换了一件黄色的T恤，领口有个小蝴蝶结，下面穿了一条牛仔短裤，头发重新梳过了，扎了个马尾，整个人看起来跟刚才判若两人。刚才在床上那个头发乱糟糟、脸上有枕头印、T恤被电扇吹得贴在身上的二妮，和现在这个站在枣树下、阳光把她的马尾照得发亮、冲我咧嘴笑的二妮，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走。”她说。

“去哪儿？”

“你不是说要去河边摸鱼吗？上星期就说了，到现在都没去。”

我看着她，想说那是上星期的事，这星期我没说要去。但我没说出来。我跟着她出了院门，她把门带上，没有锁，反正在这个村里，没有谁家出门会上锁。

我们走在巷子里，太阳从头顶直射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压缩成脚下的一小团黑色。她走在我前面半步，马尾在脑后一甩一甩的，甩动的幅度很大，像钟摆。阳光照在她的后脖子上，那一片皮肤比脸上黑不少，是那种常年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颜色，很深，很均匀，像抹了一层蜂蜜。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林远。”

“干嘛？”

“你以后来我家，不用站在门口，直接进来就行。”

“哦。”

“我说的是大白天的，晚上不行。”她补了一句。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我脚下。我没有踩上去，绕开了，走了两步，又绕开了。

她的影子在我的前面，我在后面，隔着三步的距离，谁也不说话。午后的村庄安静得不像话，连狗都躲在屋檐下睡觉，只有蝉在不知疲倦地叫着，叫着整个夏天。

那年夏天剩下的日子里，我和二妮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去河里摸鱼，一起爬上她家的枣树摘枣子。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具体是什么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就像一碗水里滴进了一滴墨水，水还是水，但颜色变了。

我还是会去她家找她，但我不再在她午睡的时候去了。有时候去早了，她还在睡觉，我就会在院子里等着，等她睡醒了再进去。她知道我在等，有时候会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头发乱着，眼睛还没睁开，说一句“你等一下我马上好”，然后缩回去，过一会儿门开了，她已经穿得整整齐齐了。

这件事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

那年九月开学，我升了初一，二妮升了六年级。学校不同了，上课时间也不同了，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有了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她也一样。我们之间的距离像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拉长了，不是有人故意拉，是时间本身有一种力量，它会让很多原本紧密的东西慢慢松动，像晒久了太阳的胶布，边角翘起来，最后整片脱落。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夏天的午后。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而是因为在那之后，二妮看我的眼神变了。那种变化很细微，像河水下面暗涌的流向，你不把手伸进去感觉不到。她开始在我面前注意自己的穿着了，开始在意自己好不好看，开始问我她的新衣服怎么样、她的新发型好不好。她在我面前不再是一个野孩子，她开始变成一个女生。

而我，也开始变成一个男生。

这件事的后果，在十二岁那年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后果发生在十四年以后。

那年我二十六岁，大学毕业三年，在省城一家建筑设计院上班，已经跟女朋友徐莉莉谈了两年恋爱。徐莉莉是我大学同学，学的是同一个专业，毕业以后一起进了设计院，她是做结构的，我是做建筑的，项目上有时候会配合，算是不折不扣的办公室恋情。

徐莉莉是城里姑娘，家在省城，爸妈都是中学老师，家里条件比我好不少。她长得不算多漂亮，但耐看，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对我很好，好到我有时候觉得不真实。我一个城中村出来的穷小子，每个月工资除了房租和吃喝剩下的都寄回家里，存不下几个钱，她从来没嫌弃过，出去玩吃饭看电影大部分都是她抢着买单。

我妈很喜欢她，每次我带她回家都高兴得不行，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搬出来。我爸话少，就知道闷头喝酒，但每次徐莉莉来，他都会多炒两个菜，红烧肉、糖醋排骨，都是他平时不舍得做的菜。

按道理说，我应该知足了。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考上大学，留在省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不错的女朋友，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

但是那段时间，二妮的影子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里。

不是那种梦，是那种很普通的梦。梦到我们一起在河边摸鱼，她踩到青苔滑倒了，裤子湿了半截，站在河里哇哇大叫，骂我没拉她。梦到我们在她家枣树上摘枣子，她爬得比我高，在上面摇树枝，枣子像冰雹一样砸在我头上。梦到她坐在她家的门槛上写作业，我坐在旁边吃石榴，她把石榴籽一颗一颗剥下来，放在手心里，攒了一大把，然后一口吃掉，嘴角流出红红的汁水。

每个梦醒来的早晨，我都会在床上躺很久，看着出租屋天花板上那道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光，发很久的呆。

我开始上网搜索二妮的消息。

我知道她考上了省城的一所二本院校，学的是会计。我知道她毕业后在省城的一家小公司做了财务。我知道她谈过一个男朋友，后来分手了。我知道她租住在城北的一个老旧小区里，离我住的地方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

这些都是我从她的社交账号上看到的。她的头像是她自己，在商场试衣间里对着镜子拍的一张照片，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比以前长了很多，但脸还是那张脸，眼睛还是那双眼睛，笑起来还是有两个虎牙，歪的那个还在。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手机关了，起床，洗脸，刷牙，去上班。

那天中午在食堂，徐莉莉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她今天吃的是红烧排骨和清炒西兰花，我吃的是宫保鸡丁盖饭。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我碗里，说今天的排骨味道不错，你尝尝。

我吃了，说嗯，不错。

“你今天心不在焉的。”徐莉莉说，“出什么事了？”

“没有。”我说，“昨晚没睡好。”

“又加班了？你们建筑那边也太过分了，这个月加了多少次班了？”

“不是加班，”我说，“就是没睡好。”

徐莉莉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了解我，我这个人嘴硬，不想说的事情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她换了个话题，说起了她妈下周过生日的事，问我有没有空去家里吃饭。

我说有空。

她说那行，我跟我妈说一声，她说让我一定要带你去，她给你织了件毛衣，织了一个多月了。

我说好。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坐上了去城北的公交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但我的身体比我的大脑先做出了决定。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四十分钟，我在城北的一个站下了车，按照网上查到的地址，找到了二妮住的那个小区。

那是一个很老的小区，比我家那个城中村强不了多少。几栋六层的红砖楼，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水泥。楼下的垃圾桶旁边堆着几袋没来得及扔的垃圾，几只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小区里的绿化就是几棵快死了的梧桐树，叶子黄不拉几的，耷拉着脑袋，像生了大病的人。

我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坐在马路对面的花坛边沿上，一边喝一边看着那个小区的大门。

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见到了二妮要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就是想看到她，看看她现在的样子，看看她过得好不好，看看她笑起来的时候那两个虎牙还在不在。

我坐了大概一个小时，喝完了那瓶水，把瓶子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准备走了。

就在这时，小区的大门里走出一个人。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比小时候高了，瘦了，皮肤没以前那么黑了，但也不是那种城里姑娘的白，是一种很自然的、带着一点点小麦色的肤色。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阔腿裤，脚上是一双平底鞋，头发扎成了低马尾，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看起来很普通，普通到你在街上走一百步能遇到十个这样的女孩。

但她不是普通的女孩。她是二妮。

她走路的姿势我还记得，左脚右脚，节奏不快不慢，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赶路但又不着急。小时候她走路也是这样，永远比你快半步，好像前面有什么好东西在等着她，去晚了就没了。

我跟在她后面，隔着大概三十米的距离。她走进了一家超市，在货架前挑了一会儿，拿了一袋速冻水饺和一盒酸奶，结账的时候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零钱包，一张一张地数零钱。那个零钱包是红色的，旧旧的，边角磨得发白。

她拎着东西出了超市，沿着马路走了大概两百米，拐进了一条巷子。我在巷口停下来，没有跟进去。我站在巷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那片密密麻麻的老式居民楼里，像一滴水落进了河里，分不清哪一滴是它了。

我在巷口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我转过身，往回走，坐上了回程的公交车。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城市一点一点往后退。省城的夏天跟村里不一样，到处是空调外机嗡嗡响，热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人头发黏在额头上。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二妮从超市出来时的那张脸。

她看起来有点疲惫，眼角比照片上多了些细纹，嘴唇没有涂口红，颜色淡淡的，干干的。她数零钱的时候，手指很瘦，骨节突出，指甲上涂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甲油，已经掉了大半。她走路的时候，左边肩膀比右边低一点，帆布袋挂在左肩上，袋子被她压得往下坠，她用一只手扶着袋口，防止东西掉出来。

她过得不好，我感觉得到。不是那种穷到揭不开锅的不好，而是一种更深的、更隐蔽的不好，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扛着所有的事情，没有人帮她分担，没有人问她今天累不累，没有人在她回家的时候给她留一盏灯。

我想起了徐莉莉。想起她把排骨夹到我碗里的样子，想起她说我妈给你织了件毛衣的时候眼里的欢喜，想起她在设计院加班到深夜还要骑共享单车回出租屋的样子。徐莉莉对我是真的好，好到我不好意思辜负她。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想到二妮。

那个夏天的午后，她在电扇的嗡嗡声里问我是不是看到了，我说没有，她说你骗人，你每次说谎眼睛都会眨。然后她笑了，笑得很大声，很亮，把院子里的蝉都吓了一跳。

从城北回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都在想二妮。上班的时候想，下班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更想。我开始频繁地翻她的社交账号，看她发的每一条动态，看她分享的歌，看她转发的心灵鸡汤，看她吐槽公司加班和甲方改需求。我发现她养了一只猫，橘色的，胖得像一个球，她给它取名叫团团，因为捡到它的时候它缩成一团，像一团被人丢掉的毛线。

我发现她单身。她没有在社交账号上晒过任何关于男朋友的内容，也没有在任何动态里暗示过有另一个人存在。她一个人在城北那个老旧小区里住着，跟一只橘色的胖猫，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

我发现她偶尔会失眠。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她会转发一些很矫情的文字，配上一句“睡不着”或者“又失眠了”，底下的评论寥寥无几，大多是她的同事或者同学发的“早点睡”，她从不回复。

第五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徐莉莉约了出来，在她家附近的一家奶茶店。那家店是我们常去的，老板认识我们，看到我们进来就笑呵呵地说老位置是吧，我们说对。老位置是靠窗的卡座，能看到外面的街道和来往的行人，徐莉莉喜欢那个位置，说坐在那里有种看别人演戏的感觉。

徐莉莉点了一杯芋泥波波奶茶，我点了一杯柠檬水，什么料都没加，就是最便宜的那种。我们坐在老位置上，窗外是傍晚的街道，下班的人流车流在夕阳里涌动，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把整个城市染成了暖色调。

“莉莉。”我叫她的名字。

“嗯。”她咬着吸管，看着我。

“我想跟你说个事。”

她咬着吸管没松口，等了几秒，看我还没开口，把吸管吐出来，端端正正地坐好，手放在桌上，两只手掌叠在一起，像是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小时候有个邻居，叫孙晓娟。”我说。

“记得，你说过，你们从小一起长大。”徐莉莉的语气很平静，但她的手指在桌子底下绞在了一起，我看不到，但我感觉得到。

“嗯，一起长大的。”

我停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窗外有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经过，车上的铁桶冒着白气，红薯的香味隔着玻璃窗都能闻到。一个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手，指着那辆烤红薯车说我要吃我要吃，她妈妈掏出手机扫码，扫码枪滴了一声，老头从桶里夹出一个红薯，用报纸包了，递过去。

“我喜欢她。”我说。

我没想到自己会说得这么直接。我本打算用一个更委婉的方式，慢慢铺垫，一步步引导，把这件事变成一个可以商量的、可以回旋的话题。但坐在这里，看着徐莉莉把叠在一起的双手慢慢分开，重新放在桌上，手心朝下，十根手指张开又合拢，我忽然觉得所有的铺垫都是多余的，所有的委婉都是残忍的。

徐莉莉没有说话。她低着头，看着桌上那杯芋泥波波奶茶，杯壁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一颗一颗的，顺着杯壁往下滑，像眼泪。

“多久了？”她问。

“什么多久了？”

“你喜欢她多久了？”

我想了想。“很久了。”我说，“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你跟我在一起这两年，”徐莉莉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你是把我当什么？”

“不是，莉莉，你听我说——”

“我没不让你说，我在说。”她的声音不大，但很稳，跟她平时跟甲方据理力争的时候一模一样，“林远，我问你一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她吗？”

这句话像一把刀，从我的胸口捅进去，没有血，但比出血还要疼。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想说你误会了，想说我喜欢你和我想她是两回事。但我发现没有一个词能从我的喉咙里挤出去，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我确实在想她，从始至终，从未停止。

徐莉莉看了我几秒，然后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手机，转身走了。她的奶茶还剩下大半杯，芋泥沉在杯底，波波沉在芋泥上，吸管还插在里面，杯壁上那层水珠还在往下滑。

我坐在卡座上，看着窗外。徐莉莉从奶茶店门口走过去，低着头，走得不快，没有跑，没有哭，就是低着头慢慢走。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身后，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追她，但她没有回头。

我想追上去，但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

不是因为我不在乎她，是因为我知道追上去也没有用。有些话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像泼出去的水，像射出去的箭，像那个夏天午后我从门缝里看进去的那一眼，看到了就再也假装没看到了。

二妮当年说，你看到了对不对？我说没有。她说你骗人，你每次说谎眼睛都会眨。

她说得对。

我在奶茶店坐了很久，坐到那杯柠檬水里的冰全化了，变成一杯温吞吞的淡糖水。窗外的天从橘黄变成了深蓝，路灯从橘黄变成了昏黄，卖烤红薯的老头走了，接孩子放学的妈妈走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只有流浪猫在垃圾桶旁边翻找着什么，听到一点动静就嗖地蹿进了夜色里。

我拿出手机，翻了很久，在微信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名字：孙晓娟。

我不确定这个号还是不是她在用。头像是默认的灰色，朋友圈一条横线，个性签名写着“该用户什么都没留下”。我是在一个初中同学群里找到这个号的，我加了她，她一直没有通过，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她没有看到，还是因为她不想通过。

我点了那个绿色的按钮，发了一条消息。

“二妮，我是林远。”

消息发送出去了，像一个石子投进了深不见底的水里，没有回声，没有涟漪，没有任何回应。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它。屏幕暗了，我按亮，又暗了，我又按亮，反反复复，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深水里一沉一浮。

十分钟后，屏幕亮了。

一条消息。

“远远。”

就两个字，但我的眼眶一瞬间就红了。

她的头像换了，换成了一张橘猫的照片。那只猫胖得像一个球，缩成一团，真像一团被人丢掉的毛线。她的朋友圈还是打不开，个性签名还是一样，但她回我消息了，她说远远。

她上一次叫我远远，是什么时候？十年前？还是更久？久到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尾音会往上翘，远远，像小时候她站在她家的枣树上叫我，声音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的，亮亮的。

我们又聊了几句，不多，就是问了问彼此的近况。她在那个小公司做财务，一个月四千多，除掉房租和生活费，存不下什么钱。她养了一只橘猫，就是头像上那只，她说那只猫特别能吃，一顿能吃一整个罐头加半碗猫粮，吃完还要舔盘子，舔得盘子比洗过的还干净。

我说我能去看看你吗？

她隔了很久才回复，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了。然后屏幕上跳出来一行字：“你来吧，我周六在家。”

周六。

今天是周三。还有三天。

那三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三天。

我照常上班，照常画图，照常跟同事讨论方案，照常在食堂吃饭。但我的大脑只有一半在运转，另一半一直在想周六的事。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很多，但都是碎片，拼不在一起。我想到了二妮小时候的样子，想到了她扎马尾的姿势，想到了她剥石榴籽的样子，想到了她把T恤拉下去时耳朵尖上那抹红。

我想到了徐莉莉。

她没有再联系我。她的工位离我不远，在办公室的另一头，我有时候会看到她低头看图的样子，她的侧脸被电脑屏幕的光照着，鼻梁上架着那副黑框眼镜，表情很专注，像在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她一次都没有往我这边看过，一次都没有。

食堂里遇到了，她端着餐盘从我跟前走过去，目光平视前方，步伐稳定，没有犹豫，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她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食堂的另一头，跟其他同事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好像我根本不存在。

我想过去跟她说话，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不起我喜欢了别人？对不起我在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想着另一个人？这些话说出来，是道歉还是补刀？

我在心里想了很多种可能。也许徐莉莉会原谅我，也许她会说既然你喜欢她就去找她吧我们好聚好散，也许她会哭会闹会骂我是个混蛋。但我最怕的不是这些，我最怕的是她什么都不说，就像那天在奶茶店一样，站起来，走出去，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

因为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的时候，她才会在你面前哭。她不在乎了，所以她连眼泪都懒得掉了。

周六终于到了。

我起了个大早，洗了个澡，刮了胡子，翻出一件干净的衬衫穿上。对着镜子看了半天，又把衬衫脱了，换了一件白色的T恤和一条卡其色的裤子，觉得这样看起来随意一些，不至于太刻意。但我在镜子前站了站，又把T恤换成了衬衫。不是那件了，是另一件浅蓝色的，领口没有起球，袖口也没有磨毛。

我坐公交车去了城北。四十分钟的路程，我换了两次车，下车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二妮住的小区比我想象的还要旧一些。红砖楼的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绿色的叶子密密匝匝地铺了一整面墙，只露出几个黑洞洞的窗户，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楼道里的声控灯是坏的，我用手机照着上了三楼，在她的门口停下来。

门是防盗门，那种很老式的，漆皮都起了壳，斑斑驳驳的，像长了皮肤病。门框上贴着一张春联，褪色褪得厉害，上联的字已经看不清了，下联还能看出几个笔画，横批只剩下一个“福”字，倒着贴的，角已经翘起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按了门铃。

门铃响了三声，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拖鞋的声音，是运动鞋踩在地板上那种噗噗噗的声音。门开了。

二妮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散着，垂到肩膀，脸上化了一点淡妆，嘴唇涂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口红。她比我想象的瘦一些，下巴尖尖的，锁骨在连衣裙的领口下面若隐若现。她的眼睛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还是那种深棕色，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很认真，好像要把你看透。

“远远。”她说。

她的声音跟小时候不一样了，更低了，更沉了，像一根弦被拧紧了一些，发出的音调比从前低了半个音。但她叫我名字的方式没变，尾音往上翘，像一个小钩子，钩住了我胸口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二妮。”我说。

她笑了。虎牙还在，歪的那颗还在。

“进来吧。”她侧身让开了门口。

我走进她的屋子。房子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客厅里有一个布艺沙发，上面堆着几个抱枕，颜色不太搭配，有红的，有蓝的，还有一个是灰色的，磨毛了。茶几上放着一盘水果，苹果和香蕉，摆得整整齐齐，苹果在左边，香蕉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果盘。

那只橘猫从沙发底下钻出来，看了我一眼，喵了一声，又钻回去了。

“团团，”二妮蹲下来，把手伸到沙发底下，猫在下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你出来嘛，不怕，他是远远。”

我说它不认识我。

“它会认识你的。”二妮说，语气很随意，好像在说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二妮去厨房倒水。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倒水的声音，然后是冰箱门开合的声音，然后是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端了两杯水出来，放在茶几上，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隔了一个抱枕的距离。

“你瘦了。”她说。

“你也是。”我说。

“我哪有瘦，我胖了三斤，上个月称的。”她捏了捏自己的胳膊，“都是团团害的，每天给它开罐头，它吃不完的我怕浪费就吃了。”

我们聊了很多。聊工作，聊生活，聊她妈的身体，聊我爸退休以后在家养花，聊她弟弟小龙现在在深圳打工，聊我考上大学那年她妈给她打了电话说远远真有出息，跟我妈说生了个好儿子。我们聊这些的时候很自然，像两条从同一个源头流出来的河，在山谷里分开了很多年，现在又汇到了一起，水流交汇的地方会溅起一些水花，但很快就融在了一起，分不清哪一滴是你的哪一滴是我的。

聊着聊着，话题就淡了，像一杯茶被反复冲泡，颜色越来越浅，味道越来越淡。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沙发上面那台空调的扇叶在摆动，凉风一下一下地吹过来，带着空调特有的那种干燥的、微带灰尘味的气息。

“二妮。”我叫她。

“嗯。”

“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夏天，在你家，你午睡的时候——”

“记得。”她打断了我的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转过头看她。她也转过来看着我。

“你当时问我说，你是不是看到了？”我说，“我说没有，你说是的，我看到了。”

二妮低下头，手指在沙发扶手上画圈。那个动作跟十四年前一模一样，手指画圈，越画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停在那里。

“你后来没再提过，”她说，“我也没提过，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件事之后，有什么东西变了。”

“什么变了？”我问。

“你变了，”她抬起头看着我，“你开始不跟我吵架了。以前我们说不了两句话就要吵，为了一颗枣子也能吵半天。但那天之后，你变得很让着我，什么都让着我，我骂你你不还嘴，我打你你不还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河边把你推下去了吗？水那么凉，你上来之后湿透了，我以为你要发火，但你只是笑了笑，说水不深，淹不死。”

“我记得。”

“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我了，对不对？”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两汪深棕色的水潭里有我的倒影，小小的，模模糊糊的，跟十四年前一模一样。

“对。”我说。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找我？”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那丝波动很小，像平静的湖面上落了一片树叶，荡开一圈极细极淡的涟漪，“你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找我，你知道我家在哪里，你知道我电话，你知道我所有的联系方式。你为什么不找我？”

“我害怕。”我说。

“怕什么？”

“怕你不喜欢我。”

“你问都没问过，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答。茶几上的苹果和香蕉之间隔着那个果盘，苹果红红的，香蕉黄黄的，果盘是白色的，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好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客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叫你大名吗？”二妮的声音低了下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叫你。别人叫你林远，你爸妈叫你小远，你老师叫你林远，所有人都叫你林远。但我叫你远远，这两个字只有我能叫，从六岁到现在，我没有让任何人用过这个名字。”

那只橘猫从沙发底下钻出来了，这次没有缩回去。它走到二妮脚边，蹭了蹭她的小腿，然后跳上沙发，在两个人中间的那个抱枕旁边趴下来，缩成一团，眯着眼睛，发出均匀的呼噜声。

二妮把手放在猫的背上，慢慢地抚摸着。猫的皮毛在灯光下泛着橘色的光，一根一根的，又细又密。她的手指顺着猫的脊背滑下去，滑到尾骨的地方，又抬起来，回到猫的后脑勺，再滑下去，周而复始，不急不慢，像一个古老的、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

“远远，”她说，“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我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

“有。”我说，“但快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跟她说我喜欢你。”

二妮的手停了。停在那只猫的腰上，五指张开，指尖陷在橘色的毛里，像五根插进泥土里的树根。

“你跟她说你喜欢我？”她重复了一遍，好像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嗯。”

“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

“她怎么说？”

“她什么都没说，站起来走了。”

二妮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只猫被她的手压得不舒服了，扭了扭身子，从她手下钻出来，跳到地板上，尾巴翘得高高的，摇了两下，走开了。

“林远，”她叫的是我的大名，“你是不是傻？”

我愣了一下。

“你是不是傻？”她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你有女朋友，你对人家也好，你们处了两年了，人家对你什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数？你就这么跟人家说？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你让我怎么自处？”

她的话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我张着嘴，想解释什么，但什么都解释不了。她说得对，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徐莉莉的感受，我也没有考虑过二妮的感受，我考虑的全是自己。自己想见她，自己想跟她说清楚，自己想把这个埋了十四年的结解开。至于徐莉莉会怎么样，二妮会怎么样，我没有想过，或者说我想过但我不愿意面对。

“你来找我，”二妮的声音低了下去，“是想跟我在一起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自己的倒影，但这次不止一个，有很多个，每一个都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但它们都在那里，像夜空里那些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星星，你知道它们存在，但你永远够不到。

“我想。”我说。

“那她呢？”二妮问，“你那个女朋友呢？你想过她吗？”

我没有说话。

“你跟她说了喜欢我，然后呢？分手？分手了来找我？你觉得我会答应吗？你觉得我会跟一个为了我甩了两年女朋友的男人在一起吗？你觉得我会过得安心吗？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会想到那个女孩，她什么都没有做错，她对你那么好，你把她甩了，你让她怎么办？”

二妮的声音在发抖，但不是生气，是一种更复杂的、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忍着，忍得很辛苦，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下巴在微微颤抖。

“你不要来找我了。”她说。

这句话说完，屋子里安静了。空调的扇叶还在摆动，凉风一下一下地吹过来，吹在脸上，凉飕飕的。窗外有小孩在哭，不知道在哭什么，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膝盖像是没有上紧的螺丝，晃了晃，但站住了。

“二妮。”我叫她。

她没有看我。

“对不起。”我说。

她没有说话。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回头看了一下。她坐在沙发上，低着头，肩膀微微耸着，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攥着沙发扶手上的那层布，攥得指节泛白。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蹲在她脚边，仰着头看她，好像在等她低头看自己一眼。

她没有低头。

我关上门，下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我用手机照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一声一声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远的鼓。

出了单元门，外面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亮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用一只手遮着额头，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小区里的那几棵梧桐树还是老样子，叶子黄不拉几的，耷拉着脑袋，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更蔫了一些，大概是这几天没下雨，旱的。

我走到小区门口，在小卖部买了一瓶水，跟上次一样，坐在马路对面的花坛边沿上，喝着水，看着那个小区的大门。这一次我没有等人，我知道她不会出来了。

我把那瓶水喝完了，把瓶子扔进垃圾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

回程的公交车比上次来的时候更挤，人贴着人，空气混浊得让人想吐。我站在车厢中间，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护着包，身体随着车子的晃动而前后摇摆，像一棵被风吹来吹去的草。

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

我腾出一只手，把手机从裤兜里掏出来，屏幕亮着，是一条微信消息。我以为是二妮，心跳猛地加速了，点开一看，不是，是徐莉莉。

“林远，我把我放在你那里的东西拿走了，钥匙放在你门口的脚垫下面。你什么时候方便把水电费结一下，这个月的水电费我交过了，你转我一半就行。”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公交车报了一个站名，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我被推来搡去，像一片没有根的树叶。

我没有回徐莉莉的消息。我也没有回二妮的消息，因为二妮再也没有发消息过来。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机器。上班，画图，开会，下班，吃饭，睡觉。每一件事都按部就班地做，不偷懒，不敷衍，但也没有热情，没有期待。同事们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最近项目多有点累。他们信了，因为我的图确实画得很好，好到无可挑剔。

徐莉莉把她的东西都拿走了。她的马克杯，她的靠垫，她在工位上养的那盆绿萝，她放在文件柜里的那双备用平底鞋，全都拿走了，干干净净，好像从来没有在那里存在过。只有那张我们俩的合影还留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我翻了很多次，很多次想删掉，但每一次手指都停在了删除键的上方，悬空着，怎么也按不下去。

有一天晚上，我在加班，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我关了灯，坐在黑暗里，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脸上，惨白惨白的。我翻到二妮的微信头像，那只缩成一团的橘猫，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

我没有给她发消息。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我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怕她不再回复，怕她说出比“你不要来找我了”更让我心碎的话。

我打开徐莉莉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还是那天那条关于水电费的。我转了钱，她收了，没有说谢谢，没有说收到了，什么都没有。转账记录下面是一条灰色的系统提示：你已确认收款。

就这些了。

关于那两个女人，一个是我放不下的过去，一个是我辜负了的现在，她们都已经不在我的生活里了。而始作俑者，是我自己。

二妮说得对，我确实傻。不是傻在跟徐莉莉说了实话，而是傻在那十四年里，我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自己的感情。我喜欢二妮，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也从来没有为她做过任何事情。我跟徐莉莉在一起，但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爱过她，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另一个人的，这对徐莉莉公平吗？不公平。

我既没有成为二妮的恋人，也没有成为徐莉莉合格的男朋友。我夹在两个人之间，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河里，手忙脚乱地扑腾，把两个来救我的人都拖下了水。

这不是谁的错，这是我的错。

又过了大概一个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二妮她妈打来的。她妈还住在村里，跟我妈还是邻居，两家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们这些小辈的疏远而变淡。她妈说，二妮病了，住院了，你能不能去看看她？

“什么病？”我问。

“阑尾炎，做了手术，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她妈说，“她在省城一个人，也没个人照顾，我这边走不开，她爸在工地上也回不来，我就想着你在省城，方不方便去帮我看一眼？”

我说方便，我问了医院的名字和病房号，挂了电话，请了半天假，打车去了医院。

医院在城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买了一篮水果和一箱牛奶，在住院部的电梯里遇到了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工，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奶奶，老奶奶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来看女朋友的吧？

我说不是，是来看老乡的。

老奶奶笑了笑，没再说话，电梯到了五楼，她下了，轮椅的轮子在走廊的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被护工推着越走越远。

我找到病房，门开着，二妮躺在床上，穿着医院的蓝白条纹病号服，头发散在枕头上，脸色苍白，嘴唇干干的，没有血色。她睡着了，呼吸很浅，胸口的起伏很慢，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只剩下鳃还在微弱地开合。

床头的输液架上挂着一袋透明的液体，管子从袋口垂下来，一头连着针头，扎在她左手的手背上，手背上贴着一条医用胶带，胶带下面隐约能看到针头刺入皮肤的那个点，小小的，周围有一圈淡淡的淤青。

我轻轻走进去，把水果和牛奶放在床头柜上，拉了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

她没醒。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她。她的睫毛很长，微微卷着，睡觉的时候会轻轻颤动，像蝴蝶翅膀。她的嘴唇上有一层干皮，她大概很久没有喝水了。她的手指搁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扎着针，我用手指碰了碰她的手背，凉的。

她的手指动了一下，然后整只手翻了过来，手心朝上，五指微张，像一朵花在开放。那只手就在我面前，离我只有几厘米，手心的纹路很清晰，深深浅浅的，起起伏伏的，像一张小小的地图，画着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没有握她的手。我把手收了回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二妮的眼皮动了几下，然后慢慢睁开了。她看着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慢慢把目光转过来，看到了我。

她没有惊讶。没有问你怎么来了，没有什么时候来的，没有说谢谢你来看我。她只是看着我，眼睛里有疲惫，有疼痛，有药物带来的那种昏沉的迷茫，但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在那个更深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亮着，很微弱，但没有熄灭。

“远远。”她说。声音很沙哑，像砂纸在木头上磨过的声音。

“嗯。”我说。

“你来了。”

“嗯，你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来看看你。”

她笑了一下，很轻很轻，嘴角只是动了动，但那个笑意是真实的，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像泉水从石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的。

“我妈也是，”她说，“我都跟她说了不用，她还是打了。”

“她关心你。”我说。

“我知道。”她眨了眨眼睛，睫毛扇了两下，又合上了，好像睁开眼皮用掉了她所有的力气。她闭着眼睛躺了几秒，又睁开，看着天花板说：“远远，我渴了。”

我站起来，从床头柜上拿起那个白色的水壶，倒了一杯水。水是温的，我用手背试了一下温度，不烫，刚好。我端着杯子，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喂她喝。她躺着的，脖子下面垫着枕头，头微微仰着，但角度不够，直接喝水容易呛到。

“我去找根吸管。”我说。

“不用。”她抬起没有扎针的那只手，朝我伸过来。

我把杯子递过去，她接住，手指握在杯壁上，用力撑起身体，半坐起来，抿了一小口，喉咙动了一下，又抿了一小口。她把杯子递还给我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指，她的手指还是凉的，但比刚才暖了一些。

她重新躺下去，呼了一口气，好像喝一口水也是很大的工程。

“你瘦了。”她说。

“上次你也这么说的。”我说。

“上次是多久以前？”

“一个多月以前。”

“一个多月了。”她好像在计算什么，眼神飘了飘，又收回来，“时间过得真快。”

我没有接话。病房里很安静，走廊里偶尔传来护士推车走过的声音，车轮碾在地板上，咕噜咕噜的，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远远。”她叫我的名字。

“嗯。”

“你那天走以后，我哭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水光，但不是眼泪，是那种很薄的、很透的、随时会凝成水滴的湿润。

“我哭了很久，”她说，“我趴在沙发上哭，团团被我吓跑了，躲到床底下不敢出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可能是因为你走了，可能是因为你说的那些话，可能是因为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我让你不要来找我了，你知道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

“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你早来一年，两年，三年，我可能就不是那个答案了。但你偏偏在有了女朋友之后来找我，你让我怎么办？我是你什么人？我凭什么让你为了我甩掉你女朋友？我不想做那种人，远远，我不想做那种人。”

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眼泪顺着眼角滑下来，无声无息的，滑过太阳穴，滑进耳朵里，把枕头洇湿了一小片。

我没有帮她擦眼泪。我从床头柜上抽了一张纸巾，叠了一下，放在她手边。她的手动了动，但没有去拿那张纸巾，任由眼泪继续流着，流得枕头上的湿印子越来越大。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单身吗？”她问。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谈恋爱。”她说，“我不敢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我不配。”

“你为什么不配？”我问。

她转过脸来看着我，眼泪糊了一脸，鼻头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病号服的领口歪到了一边，锁骨下面露出来一小片皮肤，苍白得近乎透明。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但我从来没有确认过，”她说，“我怕我跟别人在一起了，你会忽然出现，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背叛过你的人。我不想变成那样。所以我就等，等你来找我，等你跟我说清楚。我等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没有来。你一直没有来。”

我的眼眶红了。

“十四年，”她说，“远远，我等你等了十四年。从十二岁到二十六岁，一个人一生最好的年纪，我全用来等你了。”

她说完这句话，把脸埋进了枕头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但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在无声地哭，像小时候她在河边踩到青苔滑倒了，裤子湿了半截，她也是这样哭的，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一声不吭。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肩膀在病号服下面剧烈地起伏，像两座小小的山在震动。走廊里的推车又经过了一次，咕噜咕噜的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输液架上的那袋液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滴完了，管子里的液面降到了最低的位置，护士大概很快就要来换了。

我想说点什么，想了很多种说法，但每一种说出口之前都觉得不对。对不起？太轻了。我来了？太晚了。我喜欢你？太虚伪了，喜欢一个人怎么会让她等十四年？

我什么都没说。我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她更近了一些。我伸出手，放在她盖着被子的肩膀上，隔着那层薄薄的被子，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比正常体温高一些，大概是术后的炎症反应导致的低烧。

她的手从枕头旁边伸过来，摸索了一下，找到了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很小，很瘦，手指插进我的指缝里，扣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她的指甲陷进了我的手背。

她没有抬头，脸还埋在枕头里，肩膀还在抖，但她的手指扣住了我的手指，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你别走了。”她的声音闷在枕头里，模模糊糊的，但我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

“我不走了。”我说。

走廊里又传来了推车的声音，这一次不是护士的推车，是食堂的送餐车，车轮的声音更沉，更闷，带着饭菜的热气和香味从走廊的这头飘到那头。有一个男护士在喊，三床的张大爷，你的午饭来了，今天有红烧肉，你最爱吃的。另一个声音在抱怨，说今天的菜太咸了。还有一个声音在笑，在说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闹哄哄的，像菜市场。

但这些声音都离我们很远很远。在这个小小的病房里，在这个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午后，只有两个人，两只手，十根手指，扣在一起，不松开。

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那个夏天的午后，想起了她翻身之后那件白T恤贴在身上的样子，想起了她说“你骗人，你每次说谎眼睛都会眨”，想起了她说“拉钩”，想起了她伸出小拇指时指甲缝里那块怎么也洗不掉的泥巴印。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十四年，足够一株树苗长成一棵大树，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一个少年，足够一段感情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地轮回一次。

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斜斜的光线，光线里有细细的灰尘在飞舞，上上下下，忽左忽右，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小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