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ASML 大规模扩张，为人工智能革命做好准备

彭博社10月11日报道，当ASML控股公司宣布在埃因霍温扩建100公顷的超大型工厂时，这座荷兰城市再次站在了技术革命的风口浪尖。与1891年飞利浦在此开始生产灯泡、点亮电气时代类似,ASML的扩张计划承载着为人工智能时代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使命。然而,这个相当于50个足球场大小的项目在启动建设前六个月,仍有20%的指定区域土地未能获得,凸显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也无法回避土地征用、住房短缺和环境法规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约束。这个案例揭示了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技术能力与基础设施承载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一失衡可能重新定义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理格局。

ASML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作为全球唯一能够生产极紫外光刻机的企业,该公司的设备对制造先进芯片至关重要。每台EUV光刻机售价约4亿美元,重达180吨,包含超过10万个零部件,代表了人类制造业的巅峰成就。这些机器能够在硅晶圆上蚀刻出仅有几纳米宽的电路图案——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的万分之一——使得芯片制造商能够生产出驱动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高性能处理器。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都依赖ASML的设备,而随着人工智能对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这些客户正在大规模扩张产能,对ASML设备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面对这一历史性机遇,ASML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公司计划在埃因霍温附近的Brainport工业园区建设一座面积达35.7万平方米的新设施,预计总投资达25亿欧元,并可能创造2万个新工作岗位。荷兰政府对这一项目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宣布投资25亿欧元改善Brainport地区的商业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升级、住房建设和教育资源增强。这一被称为"贝多芬行动"的政府计划反映了荷兰对保持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战略地位的决心,尤其是在ASML曾考虑将部分业务迁往法国或其他国家之后。

然而,宏大的愿景与现实执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ASML的扩张计划面临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性障碍,这些障碍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市场和环境政策之中。首先是土地获取问题。尽管计划于2025年开始建设,但截至报道时,指定区域内仍有20%的土地尚未售出。这些土地由多个私人业主持有,包括农场主和小型企业主,他们对出售土地并不急迫。荷兰的土地征用法律赋予业主相当大的谈判权力,政府不能简单地强制收购,必须通过漫长的协商和补偿谈判来获得土地。

住房短缺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挑战。Brainport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住房危机,现有住房供应无法满足该地区快速增长的高科技人才需求。ASML的扩张计划将带来数万名新员工,这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压力。埃因霍温及周边地区需要在未来几年内建造数万套住房,但住房建设本身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土地供应有限、建筑行业劳动力短缺、建材成本上涨,以及复杂的规划审批流程。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足够的住房,ASML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但建设足够的住房需要时间和资源,而这些资源本身就稀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的氮排放法规。2019年,荷兰最高行政法院裁定,许多建设项目因未能充分评估氮排放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而违法,这一裁决实际上冻结了大量建设项目,包括住房、道路和工业设施。虽然政府随后出台了补偿措施,但氮排放限制仍然是一个重大障碍。ASML的大型工厂将产生大量氮排放,无论是通过建设过程中的施工活动,还是运营期间的能源消耗和交通流量。为了获得建设许可,必须证明项目不会对周边自然保护区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这需要复杂的环境评估和可能的减排措施。

基础设施承载力也面临考验。埃因霍温机场位于Brainport工业园区附近,其扩建计划因噪音和环境担忧而受到当地居民的反对。道路网络需要升级以应对增加的交通流量。电力供应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半导体制造是极其耗能的过程,ASML的新工厂将需要大量稳定的电力供应,而荷兰的电网已经在应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压力。水资源供应和废物处理设施同样需要扩容。这些基础设施升级需要巨额投资和多年时间,而且必须与多个政府层级和利益相关方协调。

埃因霍温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更广泛挑战。半导体制造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理区域:台湾的新竹、韩国的京畿道、美国的硅谷和亚利桑那州,以及荷兰的Brainport地区。这种集中既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专业化人才、供应商网络和知识积累的聚集效应——也是技术复杂性的必然要求。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推动对半导体需求的爆炸性增长,这些传统产业集群的物理承载力正在接近极限。

台积电在台湾的扩张面临类似的挑战:水资源短缺、电力供应紧张和土地可用性有限。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新工厂遭遇了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迟,部分原因是美国缺乏足够的本土半导体制造人才和供应链。三星在韩国的扩张计划同样受到环境法规和社区反对的制约。这些案例表明,即使拥有先进技术和充足资金,半导体产业的地理扩张也受到深层次的物理、社会和政治约束。

ASML的情况尤为特殊,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芯片制造商,而是整个产业链的关键瓶颈。全球所有先进芯片的生产都依赖于ASML的EUV光刻机,而这些机器只能在埃因霍温及其周边地区制造。这种高度集中创造了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埃因霍温的扩张受阻,ASML无法满足客户需求,整个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所有依赖先进芯片的产业——从智能手机到数据中心,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军事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荷兰政府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支持ASML的扩张,因为这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成功,更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地位。

然而,政府支持本身也面临政治挑战。荷兰是一个人口密集、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土地使用的每一个决策都涉及复杂的利益平衡。环保组织担心工业扩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当地居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农民不愿放弃世代耕种的土地。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些声音都必须被听到和考虑,而协调这些利益需要时间——这正是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欧盟层面的环境法规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因为成员国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即使这些标准可能与国家经济战略存在张力。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埃因霍温的扩张困境揭示了技术发展与社会基础设施之间的根本性不对称。摩尔定律描述了半导体性能的指数级增长,但道路、住房、电网和水系统的建设仍然遵循线性甚至更慢的速度。当人工智能革命要求半导体产能在几年内翻倍甚至更多时,支撑这一产能的物理基础设施却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到位。这种不对称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真正瓶颈,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能力或资金,而是因为物理世界的改造速度跟不上数字世界的变化节奏。

ASML和埃因霍温的案例还引发了关于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更深层次思考。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先有企业,然后基础设施逐步跟进。但在半导体这样高度复杂、资本密集的产业中,这种渐进式方法可能不再适用。需要的是前瞻性的综合规划,在企业扩张之前就完成土地整备、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这要求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更紧密的协调,以及对长期战略目标的共同承诺。荷兰的"贝多芬行动"代表了这种更综合的方法,但其成功与否仍有待观察。

同时,这一案例也突显了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Brainport地区之所以能够孕育出ASML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不仅仅因为技术能力,更因为该地区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网络。埃因霍温理工大学、飞利浦和众多专业化供应商形成了一个知识密集、高度协作的创新生态系统。ASML的EUV技术突破不是单一公司的成就,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多年协作的结果。维护和强化这一生态系统,可能比建设单一的大型工厂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ASML本身的扩张,还要确保整个供应链和知识网络的健康发展。

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而言,埃因霍温的经验提供了重要教训。在追求技术领先和产能扩张的同时,必须认真对待物理约束和社会承载力。快速扩张可能在短期内满足市场需求,但如果忽视住房、基础设施和环境可持续性,长期代价可能是人才流失、社会冲突和环境恶化。更可持续的路径可能是更分散的产业布局,在多个地区建设适度规模的设施,而不是在少数几个地点追求极端集中。这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地理结构,以及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的机制。

当埃因霍温在1891年点亮第一盏灯泡时,它标志着电气化时代的开始,这一进程随后用了数十年时间才扩展到全球。今天,人工智能革命的速度要快得多,但支撑它的物理基础设施——包括芯片制造能力——仍然受到地理、物理和社会的约束。ASML在埃因霍温的扩张努力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尖端的技术领域,成功仍然依赖于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土地在哪里,人住在哪里,电从哪里来。如何在保持技术创新速度的同时,建设可持续的物理和社会基础设施,这不仅是埃因霍温面临的挑战,也是整个人工智能时代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