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内裤，女人上半身穿肚兜，那她们下半身呢？

肚兜我们见多了，清宫戏一出场，妃子就穿得齐整。可谁都知道，这东西只负责上半身。那问题来了：古代女人在没有内裤的年代，下半身靠什么遮？

从“穷纨”到“裳”，从“裙褶”到“胡服”，每件衣服背后，都藏着一套规矩。不是简单穿布遮体，而是制度、礼制、性别秩序一步步缝进去的。

今天这篇，说的是衣服，讲的是门道。

《周礼·天官冢宰》里有一句话：“衣裳上通而下辟。”说明得很清楚，衣裳分上下，裳就是下装，主遮蔽下身，常制为裙式结构。

这套体系自黄帝时期就已确立，肚兜未出，裤装未形，女子日常依赖的就是一条长及足踝的“裳” 。

春秋战国时的女性普遍穿“深衣”。“深衣”上下连体、左右交掩，外部一圈长带环绕系紧，下身以“襞积”结构增加厚重感。

这就相当于古代的长裙拼接大褂，一件衣服顶三件用。关键在于，那时尚未出现连裆裤，所谓“裤”只是两条布缠腿，中间空悬。赵武灵王推“胡服骑射”后，男子才开始穿闭裆长裤，女性穿裤依旧罕见。

西汉初年，贵族女性仍以“曲裾深衣”为主，结构复杂、礼制等级分明。长袍之下，全靠重叠布料遮挡。宫廷中服饰加层极多，外衣、中衣、里衣、裙裳一套又一套，靠层叠制造“防线”。对下体的保护，基本靠厚重的“裳”与行为规范配合完成 。

这种状况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细微变化。随着中原气候转冷，以及北方民族频繁交流，“裈”开始出现在部分女性服饰中。资料指出，早期“裈”为开裆设计，缚带系结，穿着方便，但始终不是“内裤”概念，而是一种辅助性下裳部件，结构上更接近今日的骑马裤，而非贴身底裤。

但真正让“裤子”从男性专属，变为女性日常穿着的转折点，埋在了西汉宫廷里的一场“宠爱争夺战”中。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年仅八岁的刘弗陵继位。太皇太后钳制局势，将政权交由霍光主掌。霍光看似辅政，实则另有心思。

他想让自己外孙女——年仅五岁的上官氏登上皇后之位，却苦于小皇帝宠幸已定。

霍光设计了一招“裤子奇谋”。他命宫中女官统一更换“穷纨”结构的下裳。穷纨即开裆裤加缚带，在传统裈的基础上加设“襻结”，穿脱极为繁琐。

皇帝临幸前，需由女官逐层解衣、绾带耗时甚久，严重削弱了即兴宠幸的可能性。如此一来，除了早有准备的上官皇后，其她人几乎难得“机会”。

这条看似“宫闱小计”的裤子，在结构上却引发一次衣制革新。“穷纨”广泛采用绸缎材料，束口收腰，内置棉层防寒，外形贴体，功能性显著提升。这种结构首次让女性下身服饰脱离裙式范畴，具有包裹性与可调节性。

随着制度传导，穷纨裤从宫廷扩展到士族，再流入市井。尤其北方女性，在冬季或骑乘场合中，频繁采用穷纨结构作为内层衣物。到东汉末年，穷纨已成为女子婚服中“私密部分”的标准配置，用以遮体防寒。

值得强调的是，这条裤子虽具备“遮挡功能”，但仍属开裆设计。中段空悬，便于如厕与生理期应对。资料显示，女子在“月信”期间，会内垫棉布包块，并以束带固定，用穷纨遮挡，形成三层“隔离结构”。

但“内裤”之名尚未成型，真正让女性贴身衣物从开口变封闭，从遮羞变讲究，是从大西洋另一侧飘过来的风。

17世纪的法国巴黎，裙撑已经撑到极限。宫廷女眷出门靠“圈”，回头一转能扫倒四人。但裙子底下空悬，遇风起舞，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法国宫廷中率先出现封闭式“女用短裤”，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内裤”原型。两条裤腿收紧，腰带可调节，结构贴体，专为遮挡与活动便利设计。

18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女性开始在骑车、登山等场合中配穿贴身裤，材料多用亚麻、丝绸。内裤由此脱离“遮丑”标签，转向“功能性”消费。维多利亚时期更有“束裤”风潮，结构设计极端讲究：腰中有钩扣，裆部全封闭，两侧收紧，既显身形又保温御寒。

而在中国，女性真正穿上封裆内裤，是从民国初期开始。资料显示，1920年代上海、天津等地开始流行女式贴身内裤，多为本土作坊仿制“洋货”，销售对象以新式女学堂学生为主。这部分女性大多受西式教育影响，穿着讲求功能与整洁，“内裤+短裙”成为都市女性新风尚。

到了1940年代，封闭式内裤在城镇女性中逐步普及。南方潮湿地区，使用棉布内裤可防止湿热感染；北方寒冷地区，封闭结构提升保暖效率。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基本完成由开裆向闭裆的全面转换，女子着装正式步入“贴身层级”时代。

这场历时两千年的变革，不只是裤型变化，更是身份、礼仪、功能与技术的协同重构。女性下装，从裳、裈、穷纨，一步步裁剪到内裤，缝进去的，是时代对身体、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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